“王部长，”陈文雅小心翼翼地问，“这件事……很严重吗？”

        王文武看着她年轻而困惑的脸，忽然觉得无言以对。要怎么解释？解释欧洲的堑壕里每天死多少人？解释炮弹落下时，修工事的劳工和作战的士兵一样会被炸成碎片？解释那些英国军官、法国军官，根本不会把黄皮肤劳工的命当回事？

        “很严重。”他最终说，“严重到……可能会改变很多事情。”

        两人走到大统领办公室外的休息区。王文武坐下，又站起来，走到窗边，又走回来。陈文雅默默地去泡了两杯茶。

        “陈秘书，”王文武忽然问，“如果你有个弟弟，二十岁，有人出每月二十银元，让他去欧洲战场修工事，你会让他去吗？”

        陈文雅愣住了。她有个弟弟，今年十九岁，在婆罗洲读师范学校。

        “我……不会。”她诚实地说，“给多少钱都不会。”

        “为什么？”

        “因为钱再多，命只有一条。”陈文雅说，“而且，那是欧洲人的战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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