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早晨，阴得能拧出水来。

        厚重的云层压在泰晤士河上空，灰蒙蒙的，像一块巨大的铅板。没有风，没有雨，只有那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闷。议会大厦的大本钟刚刚敲过八下，钟声在潮湿的空气中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唐宁街十号的门前，已经围了几十个记者。他们撑着黑色的雨伞，挤在铁栅栏外面，伸长了脖子往里张望。有人手里拿着笔记本，有人举着相机，有人叼着烟卷，有人在小声交谈。但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扇紧闭的黑色大门。

        一个年轻记者踮起脚尖，试图看清院子里的情况。旁边的老记者拉了拉他的袖子。

        “别看了，看不到的。”

        年轻记者不甘心地缩回脖子，小声问：“先生，您说今天会有什么消息？”

        老记者看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掏出烟斗，慢悠悠地塞上烟丝，划了根火柴点上。他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

        “什么消息？坏消息。只有坏消息。”

        年轻记者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老记者指了指那扇门。

        “看见没有？从早上六点到现在，进去了多少人？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外交大臣、殖民地事务大臣、印度事务大臣——全都进去了。这种阵仗，能有什么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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