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罢，他放下笔，对自已的分析又回味再三。没有欢呼，只有深深的疑虑。

        父亲丁日昌当年兴办洋务，何尝不是想“实力讲求”？但掣肘之多，阻力之大，最终许多宏图化为泡影。如今皇上雄心勃勃，欲行比洋务更深刻之变法，所面对的是比当年更顽固的守旧势力、更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以及一个摇摇欲坠的财政体系。

        他走到窗前。广州城沐浴在春日阳光下，珠江上船只往来如梭，一片兴旺景象。但这表面的繁荣，能支撑得起那样一场涉及整个帝国筋骨的重构吗？

        他想起了湖南的谭嗣同、陈三立，此刻他们必定欢欣鼓舞，准备大干一场。想起了上海吴保初北山楼沙龙里的各种激烈争论。他们的热情是真的，忧患是真的，但这份电谕所开启的道路，其复杂性、艰巨性、危险性，恐怕远超他们的想象。

        “变法……”丁惠康低声自语，“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之中国，疾在何处？”他引用的是《扁鹊见蔡桓公》的话。

        在他看来，这份电谕，或许是一剂猛药。但若诊断不清病根所在，药不对症，或病人体质太虚，这剂猛药非但不能治病，反而可能加速其亡。

        他最终没有给任何朋友写信表达看法。他将那张留有逐条分析的纸片夹入了剪报册，然后转身走向他的实验室。那里，显微镜下的世界、化学反应的规律、机械图纸的线条，依然清晰、确定、遵循着亘古不变的法则。与外面那个因一纸诏书而沸腾、而算计、而恐惧的混沌人间相比，这里让他感到安宁。

        但他知道，这份安宁是暂时的。时代的巨浪，终将拍打到每一处看似平静的港湾。

        五

        数日后，长沙小东街的院落。妻子李闰默默地为谭嗣同整理行装。衣物、书籍、文稿……她整理得一丝不苟，动作轻柔，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谭嗣同站在她身后，看着妻子单薄的背影，喉头滚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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