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真出生的时候，钱塘正是春天。

        那是南宋初年，距离靖康之变已有数十年，临安城已成了行在，虽然朝廷偏安一隅，但江南的繁华却一日盛过一日。西湖边画舫如织，御街上商贾云集，酒楼茶肆里传唱着新填的词曲，歌女们咿咿呀呀地唱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市井间弥漫着一种奇异的空气——既像是纸醉金迷的狂欢，又像是自知繁华不永的凄然。

        朱家住在钱塘城外的清波门附近，宅子不大，却收拾得极为雅致。前后两进院落，前院种竹，后院植梅，书房里堆满了经史子集。朱父虽只是个从七品的小官，却极好藏书，尤其喜欢唐人诗集。他在书房里挂了一幅李白的画像，每逢月夜，总要对着画像饮几杯酒，吟几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朱淑真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她自幼便显出与众不同的聪慧——三岁识字，五岁能诵《女诫》，七岁便学着作诗。起初只是顺口溜似的童谣，到八九岁时，已经能写出像模像样的五言绝句了。

        朱父起初是欢喜的。他抚着女儿的头顶说：“可惜是个女儿家，若是男儿，将来必能金榜题名。”

        朱母却忧心忡忡。她是传统女子，深知这世道对才女并不宽容。她想起前朝那个叫李冶的女道士，才名远播，最后却因诗获罪，被唐德宗下令扑杀。又想起本朝的李清照，后半生颠沛流离，再嫁、讼夫、晚景凄凉。她不愿意女儿也走上那条路。

        “女孩子家，认得几个字就够了。”朱母常常这样说，“把女红学好，将来嫁个好人家，才是正理。”

        朱淑真不答话，只是抿着嘴笑。她的笑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顺从，不是倔强，而是一种笃定。她笃定地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写诗的，就像海棠生来就是为了开花一样。

        十二岁那年春天，朱淑真随母亲去灵隐寺上香。正是早春时节，山寺的桃花开了几株，粉白的花瓣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她忽然被一阵钟声吸引，循声走去，见一个老僧正在殿前扫落叶。

        “小施主从何处来？”老僧问。

        “从家里来。”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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