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是每家至少出一名成年男性参与城防，”负责征召的官员说，“这是公平的。”

        “但她家情况特殊，”莱桑德罗斯争辩，“三个幼儿最大的才五岁。如果母亲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养家，实际无法生存。”

        “战时没有特殊，”官员面无表情，“否则每个人都找理由。”

        莱桑德罗斯理解官员的逻辑，但也看到其中的不公。最终，他找到安东尼将军，请求特例。将军权衡后，同意让这位儿子改为每周两天参与非战斗性的后勤工作，其余时间可以工作养家。

        这是一个微小的胜利，但让莱桑德罗斯看到了在刚性规则中寻找弹性空间的可能性。战争需要牺牲，但牺牲的分配需要公正——或者至少，需要可见的论证过程。

        二、医疗队的调整

        卡莉娅的医疗队计划因紧急状态令而调整。原本前往劳里厄姆银矿的长途行程被认为“非紧急且安全风险高”，被联合政府暂缓。

        “但矿工需要医疗帮助，”卡莉娅在申诉处说，“而且我们之前承诺了。”

        “承诺在战争威胁前需要重新评估，”卫生官员赫罗多罗斯转达安提丰的决定，“不过，如果医疗队愿意，可以在雅典周边为难民和贫困市民提供医疗服务，这符合‘紧急’定义。”

        卡莉娅知道这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接受了。她重新组织医疗队，在城墙外的难民聚集区设立临时诊所。这里聚居着从阿提卡乡村逃来的农民，他们的农田被斯巴达巡逻队破坏，被迫涌入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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