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条件简陋，但需求巨大。卡莉娅和志愿者们每天治疗数十人：营养不良的儿童、受伤的农夫、患病的老人。在这里，她听到了更多关于边境地区的情况。

        “斯巴达的巡逻队不只是破坏农田，”一个老农夫在包扎伤口时说，“他们还传话：投降的村庄可以得到保护，抵抗的会被烧光。”

        “雅典的军队呢？”卡莉娅问。

        “很少见到。偶尔有巡逻队经过，但人数少，不敢和斯巴达人正面冲突。”老农夫叹气，“他们说军队在保卫雅典，但我们的村庄也是雅典啊。”

        卡莉娅将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她意识到，斯巴达不仅在准备海上进攻，也在陆地上施加压力，测试雅典的防御能力和民众的忍耐极限。

        一天下午，医疗队遇到特殊情况：一个年轻妇女带着发烧的婴儿前来，但在接受治疗时，低声对卡莉娅说：“祭司大人，我能单独和您说话吗？”

        卡莉娅带她到临时隔间。妇女自称叫莉迪亚，来自伊利索斯河下游的一个村庄。

        “我丈夫……半个月前被带走了，”莉迪亚声音颤抖，“那些人穿着像雅典士兵，但没有标志。他们说需要‘向导’，带我丈夫去布劳伦地区。说三天回来，但到现在没消息。”

        又一个布劳伦失踪案件。卡莉娅详细询问：时间、具体地点、人员特征、丈夫的名字和背景。

        “我丈夫只是个普通的陶匠，”莉迪亚说，“但他会读一点字，有时候帮村里人读公告。两个月前，公告说安提丰大人的一个政策‘不符合雅典传统’，我丈夫念给大家听，还说了句‘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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