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建议被广泛接受。人们开始尝试更系统的分析，而不是被每个新证词牵着走。雅典公民的理性在困惑中逐渐显现。

        三、科农的新证人

        午后开庭，科农如他前夜所计划，传唤了新的证人：安提丰的前任私人秘书，一个叫斯特拉托的年轻人。他三周前突然离开雅典，现在被科农的人从萨拉米斯岛带回。

        斯特拉托显然很紧张，说话时不断擦拭额头的汗水。

        “我为安提丰大人工作了一年，”他开始陈述，“主要负责文件的抄写和归档。大约四个月前，我开始注意到一些异常：有些文件不让我经手，安提丰大人亲自处理；有些信件用特殊的密码书写；还有些夜晚，会有陌生人来访，谈话内容保密。”

        “具体是什么文件？”检方询问。

        “我……我不敢看太多。但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封未收好的信，用的是波斯语，但夹杂着希腊语注释。注释中提到‘城墙弱点’和‘资金安排’。”

        “你告诉过别人吗？”

        “没有。我害怕。”斯特拉托声音颤抖，“但后来事情越来越多，我压力太大，借口母亲生病离开了雅典。科农大人找到我，说如果我说出真相，可以保护我和我的家人。”

        安提丰在被告席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轮到质询时，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斯特拉托，你为我工作期间，我付你的薪酬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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