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她对四位自愿同行的医学生和助手说，“我们是去提供医疗帮助，这是首要任务。但在治疗过程中，要倾听，要观察，要记录。矿工的身体状况反映矿场条件，伤口类型反映安全措施，疾病模式反映生活环境。”

        一位年轻医学生问：“如果矿场管理者不配合呢？”

        “我们就坚持医疗专业。”卡莉娅说，“要求查看病患，要求了解常见伤病，要求进入矿工居住区进行卫生评估。这些要求合情合理，难以拒绝。”

        她还有另一个期待：通过医疗接触，也许能找到愿意透露更多信息的矿工或家属。那个在申诉处提出申诉的矿工代表给了她几个名字——伤病最严重者、最敢言者、最受压迫者。

        出发时间是次日清晨。卡莉娅在整理最后一批药品时，莱桑德罗斯来了。

        “安东尼将军同意就失踪案件提出质询，”他告诉她，“但他会以‘程序合规性’为切入点，而不是直接指控。这样更谨慎，但也更可能被官僚回应搪塞。”

        卡莉娅点头：“每一步都是试探。安提丰会如何回应，就能看出他的底线在哪里。”

        他们交换了信息。莱桑德罗斯提到申诉处新受理的失踪案件，卡莉娅分享了医疗队的准备和期待。两人都感到，各种线索正在向某个焦点汇聚：布劳伦的庄园、港口的可疑船只、矿场的压迫、神秘的失踪。它们之间似乎有隐约的联系，但连接线尚未清晰。

        “小心，”莱桑德罗斯最后说，“矿区可能危险。不仅有自然风险，还有人为风险。”

        “我会的。”卡莉娅握了握他的手，“你也是。申诉处现在成了焦点，安提丰的人在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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