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问怎么办。我现在告诉你们怎么办。”

        他的声音不高，但稳得像一块石头。

        “宪法给了我们一样东西。一样最根本的东西。宪法第二修正案。拥枪的权利。”

        酒馆里又安静了。不是被震住的安静，是那种每个人都意识到接下来要说的话会很重、所以不敢出声的安静。

        “你们以为那些写宪法的人是随便写的吗？他们不是为了让你们去打猎，不是为了让你们防贼。

        他们刚从一场战争中走出来，他们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当政府不再对人民负责的时候，人民手里必须有一件东西，一件谁都不敢随便碰的东西。”

        “那件东西是什么？是枪。”

        男人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这一次，他不再像一个讲道理的陌生人，而像一个在说一件关乎生死的事的传信人。

        “你们手里有枪。很多人家里都有。但你们从来不敢想那件东西真正的用途。你们以为那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是藏在衣柜里的铁疙瘩，是每年去靶场打两次纸靶子的玩具。

        不对。那件东西，是你们最后的底牌。是你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唯一一张还能翻出来的牌。”

        “你们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年年叫嚷控枪？不是因为他们怕你们拿着枪去打劫。每年死在手枪下的人还没有死在处方药下的人多。他们怕的不是你们的枪会杀人，他们怕的是——你们有一天醒了，而你们手里有枪。”

        “我不叫你们去拿枪上街。”男人说。“那不是底牌的用法。底牌是压在最后的。但是你们必须知道一件事——那张牌在你们手里。不在他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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