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抄本合上，轻轻拍去纸上的灰。天还没亮，星子稀疏，营地里鼾声起伏，有人梦里咳嗽两声，又沉下去。她没睡，靠着石头坐直了身子，把那篇疏文摊在膝头，一遍遍默读，改了一个词，又划掉一个句子，最后补上一句：

        “昔者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今之执政者，可曾夜半扪心，问一句：我所治之下，民，可还贵乎？”

        她念完这句，嘴角动了动，不是笑，也不是哭，只是松了一口气。

        太阳还没上来，她已经叫醒了李三妹。

        “拿纸来。”她说，“能写字的都叫起来。”

        李三妹揉着眼睛，从包袱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黄麻纸——这是路上捡的旧账本拆开的，边角都被老鼠啃过。又有人找来半截铅粉笔、一小块墨锭、一支秃头毛笔。陈宛之把原文逐字口述，让三人分头誊抄。

        “慢点写，别错字。”她叮嘱，“每个字都要清楚。”

        第一个抄完的人是个逃荒塾师，四十多岁，姓王，原在县学教蒙童，因灾荒丢了饭碗。他抄完后没走，站在那儿反复读，忽然红了眼眶，低声说：“这话……替我们说了。”

        第二个是落第童生，二十出头，脸上带着长期营养不良的蜡黄。他抄到“绝其望”那一段时，手抖了一下，墨汁滴在纸上，晕开一片。他没擦，就让它留在那儿，像一滴干涸的眼泪。

        第三个是村里的接生婆，识字不多，但记性好。她一边抄一边念出声，像是在给自己打气。抄完后她抬头问：“沈公子，这真是你说的？”

        陈宛之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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