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2003年，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的岗位突然间被调整了，从原来富的流油的经济部，被调到穷的叮当响的文艺部来了。

        文艺部只负责报纸的文艺副刊。每一星期只有可怜的一张版面。这倒没什么，关键是，来到文艺部，我就要与那些政界精英、商业界大鳄说一声“拜拜”了。

        以后接触的，全是文艺界那些穷酸文人和所谓的艺术家了。

        对于这次工作调动，不仅仅是我义愤填膺，连我老婆也不理解。她拿起电话就找到了省城的岳父大人，问他：《北辽日报》为什么要对我下此毒手？

        岳父大人呵呵一笑：《北辽日报》领导班子换人了。我的老朋友失势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希望文采理解。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文艺部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好好干，会有一番新天地的。

        其实，不用老婆问岳父，也不用岳父说明原因，我心里明镜一样的。问题的关键是，我的岳父大人退居二线了。

        你李文采靠着岳父的背景牛了这么多年，现在的“小年轻”上来当社长，先拿你开刀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那个小年轻社长是与我一起进入报社写“本报讯”的，依仗自己的钻营之术，在人事关系上总是占居先机，在新闻界的官场上领跑于我，那是十分正常的事儿。

        对于这样的现实，我本来是想坦然自若的。但是老婆却大发贵族小姐的脾气。先是埋怨我没听她的话，去新社长家里串门、送红包，这才导致了工作岗位被调动。

        接着，她指示我。既然是这样了，那就抗命，坚决不去新岗位报到。她要我去医院里装病，趴下不玩活，以示抗议。或者是不上班，晾他的台，以示自己的强硬。

        她说的这一切，我都表示不能接受。“咱是个文化人，咱的素质在这！”我用小品里俏皮话逗她。她却不笑，反而骂我没有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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