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的渠道。”韦格纳重复了这五个字，

        “奇尔顿先生，你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你在很多国家工作过。你告诉我，在利物浦码头工人眼里，那个所谓的合法渠道，通往哪里？”

        奇尔顿没有回答他。

        “通往白厅。通往一个他们从来进不去的房间。通往一群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人。

        那群人穿着他们一年工资都买不起的西装，喝着他们一年工资都喝不起的酒，在他们失业、挨饿、被警察驱散的时候——在那间房间里，讨论着财政纪律和国际义务。”

        “合法的渠道。当这个渠道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还要走这条渠道？”

        房间里沉默了很久。

        奇尔顿深吸了一口气，把话题拉回来。他不想和韦格纳辩论英国政治的公正性——那不是他作为大使的职责，而且他隐隐觉得，这场辩论他赢不了。

        “韦格纳主席，我们不谈过去的对错了。我们谈谈当下。英国政府希望——不，英国政府请求德国政府——停止对英国共产党的直接援助。

        武器、资金、军事顾问，一切都停止。如果德国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英国政府愿意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推动欧洲大陆的全面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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