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夏洛滕堡区。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夜。

        十月的柏林天黑得早，刚过六点，街灯就亮了。

        弗里德里希·斯特曼站在公寓的窗前，手里端着一杯没有加糖的红茶，已经凉了大半。

        他四十三岁，柏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是黑格尔左派和青年马克思——严格来说，这个研究方向在如今的德国不应该冷门。

        但“不应该”和“不”之间，隔着一条他游了十年也没有游过去的鸿沟。

        他的身后，客厅里坐着七八个人。出版社的编辑，大学里的讲师，报社的自由撰稿人，还有一个在文化部挂了个闲职、平时主要负责审核儿童绘本的老头——汉斯·费尔莫伦，五十七岁，研究歌德的专家，翻译过《浮士德》的第二部，被圈内人称为“费尔莫伦的浮士德”，但这个名字在市场上一文不值，因为没有人买。

        他们是柏林文史知识分子圈子里一个不大不小的沙龙，每月聚一次，读书、喝茶、谈论时局、发牢骚、喝酒、沉默、散会。

        聚会的地点在几个人家中轮换，这个月轮到斯特曼。他的客厅不算大，七八个人已经显得有些挤了。沙发上坐三个，椅子上坐两个，窗台上还坐了一个，手里捧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但眼睛一直没落在书上。

        “斯特曼，你看了今天的《柏林日报》没有？”

        说话的是阿尔弗雷德，四十岁，自由撰稿人，给七八家报纸写专栏，什么都写——书评、影评、时评、人物专访。他的产量高得像一架印钞机，但质量起伏极大。

        他靠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一只手夹着烟，烟雾在他稀疏的头发上方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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