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篇？”斯特曼转过身，

        “关于威廉二世的。文化版的副刊，不是头版。一个法学家写的，题目叫《君主退位后的法律责任》。文章没有结论，但通篇都在暗示——政府可能不会审判那个老头，而是把他软禁起来，让他慢慢老死。”

        斯特曼走回沙发旁，坐下来，

        “他们不会杀他。”斯特曼的声音不大，但很确定。

        “你怎么知道？”诺伊曼问。

        “因为韦格纳不需要杀他。杀一个八十岁的老人，除了给那些想复辟的人制造一个无害的神像之外，没有任何政治价值。韦格纳又不是傻子。”

        坐在窗台上的那个年轻人忽然开口了。他叫埃里希·赫普纳，刚满三十，是斯特曼的学生，博士读了四年还没毕业，论文题目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君主制问题》。

        这个题目在三年前是敏感的，在今天几乎是危险的。他的导师斯特曼劝他换题目，他没有换。他说：“如果连这个题目都不能写了，那大学就不是大学，是党校。”

        斯特曼也没有再劝。

        “斯特曼教授，”赫普纳的声音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在象牙塔里待久了才会有的那种不谙世事的尖锐，

        “您觉得，他们会怎么处理威廉二世？公开审判？秘密处决？还是像那位法学家暗示的那样——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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