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问题，根子不在他们的嘴上，在他们与工农的关系上。

        如果他们与工农没有建立真正的、有机的、血肉的联系，他们永远不会真心认同这个国家，永远不会真心认同这个政权。

        这是时代的限制，是历史的惯性，是一个阶级从旧社会带进新社会的胎记。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一次下乡政策，不是靠几次批判会，不是靠几封公开信。要靠什么？要靠时间。要靠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工农中生根发芽，要靠教育体系的根本改造，要靠社会风气的彻底转变。

        这需要几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韦格纳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欧洲被红色覆盖了大半，英国只剩下一小块还在顽强地泛着浅红——那是残存的英国政府军控制区。

        看到美国的地图，韦格纳自然而然的就想起了罗斯福。

        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试图用军工订单来拯救资本主义的人。

        他在大洋彼岸，他害怕红色浪潮跨过大西洋，他害怕美国的工人像德国的工人一样举起红旗。

        他在造枪，造炮，造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杀人、能破坏的东西。

        但韦格纳觉得，他忘了一样东西——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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