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那个能用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来把控政府的层面。”

        韦格纳站起身，走进客厅，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

        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旧书，封面已经有些松了，书脊上的金字磨得看不清楚。他随手翻开一页，目光落在一段话上。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韦格纳想起了一种思想：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结合，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就会变成统治阶级的附庸，就会变成革命的阻碍。

        想着想着，韦格纳走回卧室，脱下大衣，挂在床边的衣架上，躺下来，闭上眼睛。

        他的脑子里还在转——那些人在写文章，那些人在串联，那些人在试探。

        他们以为他不知道，但韦格纳早已心知肚明。就像他知道威廉二世每天早晨站在窗前朝着波茨坦的方向看一样，他也知道那些人在深夜的客厅里、在大学的办公室里、在杂志的编辑部里，正在密谋什么。

        “让他们跳。跳得越高，摔得越重。”

        但这不是他的最终判断。韦格纳知道，靠压制是压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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