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上午九时。

        韦格纳面前的办公桌上摊着三份报纸。

        这是三份小报——一份是文学月刊，一份是大学内部的学术通讯，一份是某个郊区文化沙龙的油印同人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这两三天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文章。

        不是新闻，不是评论，是“建议”。

        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历史的审判应当由谁来书写？》，作者署名没有单位，没有地址。

        文章写得文绉绉的，引用了席勒、歌德、康德，绕了一大圈之后落到一个核心观点上：

        “对威廉二世的审判，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审判，更是对一段历史的审判。

        因此，审判的意义、程序、以及向公众阐释的方式，不能仅仅由行政机关决定，而应当吸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的意见。”

        韦格纳在这段话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道横线。

        第二篇文章更直接。标题是《不要让复仇掩盖了公正》，作者是一个大学讲师，真名实姓，单位写得清清楚楚——柏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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