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凌晨一时。

        韦格纳这几年很少在这个时间还醒着。

        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通常在下班后基本结束，他习惯在晚上十点之前把最后一份文件签完，回家，吃饭，看半小时书，睡觉。

        这是他结婚之后就给自己定的规矩——不把工作中的焦虑带回家，不带回家，不带回床上。

        但今天他破了例。威廉二世的处理问题像如鲠在噎。

        施密特走后，他又批了几份文件，接了柏林党委的一个电话，听取了关于汉堡港扩建工程的汇报。所有的事情都在轨道上，所有的数字都是对的，所有的人都在做他们该做的事。

        但他的脑子里一直有一条线在转，这群知识分子。他们又跳出来了。

        韦格纳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人永远学不会？

        韦格纳自认为不是什么社会学家，不是什么阶级分析专家，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件他不需要任何理论也能确定的事——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骨子里从未承认过这个政权。

        不是在嘴上不承认。

        嘴上是承认的，或者至少是假装承认的。

        他们写文章会引用他的话，做报告会引用党的决议，在公开场合对韦格纳和施密特点头哈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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