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下旬，北大西洋，法兰西岛号邮轮

        “法兰西岛”号优雅的白色船体划破大西洋海面，烟囱吐出的浓烟在身后拉出一条长长的轨迹。

        头等舱的舞厅里依旧飘出爵士乐，但对于甲板下层和三等舱的许多乘客而言，这趟航程并非度假，而是一次充满焦虑与不确定性的迁徙。

        经济危机的寒流比墨西哥湾流更彻底地冻结了许多美国人的生计，也驱使着他们将目光投向传闻中风景独好的彼岸——欧洲，更确切地说，是那个正在以惊人速度重建、并宣称“没有失业”的红色德国。

        斯诺倚在三等舱吸烟室的栏杆旁，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

        他比原计划提前了近三个月动身，自费支付了这趟航程的费用。

        编辑鲍威尔在批准他“提前打前站”时那句“报社薪水可只从九月算起”的提醒言犹在耳，但斯诺觉得，要真正理解十月的科技大会，他必须看看“平常”的德国，看看那些被危机驱赶而来的同胞们眼中的德国。

        吸烟室里和附近的甲板上，聚集着不少面容疲惫、衣着朴素但收拾得尽量体面的美国人。

        他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伴随着海风飘进斯诺的耳朵：

        “…埃森的钢铁厂还在招工…”、

        “…柏林那边的公寓，说是按家庭人口分配…”、

        “…必须先去巴黎办过境，德国领事馆说这样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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