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下旬，纽约，曼哈顿下城

        《纽约先驱论坛报》新闻编辑部内，最近几个月，也和美国社会一样，掺杂进了一种来自股市报价器方向的、集体性的焦虑气息。

        尽管胡佛总统仍在发表乐观谈话，编辑部的写字台上，与采访笔记堆在一起的，常常是某家银行倒闭、某个新闻上的熟人失业、或是中西部农场主破产抗议的零星消息。

        埃德加·斯诺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正试图为一篇关于曼哈顿面包房排队状况的短讯找到一个不那么绝望的结尾。

        他二十四岁，面容还带着堪萨斯城草原阳光留下的些许痕迹，纽约的记者生涯和最近几个月席卷一切的阴郁气氛，已让斯诺的眼中多了比同龄人更甚的审慎与探寻。

        他属于编辑部里少数对德国事务和劳工问题真正感兴趣的年轻记者，家里藏着几本皱巴巴的、从二手书店淘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这让他既感到某种精神上的私密共鸣，又在职业上被主流同事视为略带古怪。

        “斯诺！”

        新闻编辑弗兰克·鲍威尔的喊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鲍威尔是个秃顶精明的中年人，此刻他手里捏着一个打开的牛皮纸信封，

        “看看这个，刚从邮差那儿来的，贴着德国邮票。”

        鲍威尔把信封和里面的文件放在斯诺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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