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边那帮疯狗（指法国政府及极右翼团体）最近越来越焦躁，如果他们把这样一个外国记者当成靶子，会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留意他是否试图接触我们这边的人。”

        “是。”

        又过了几天。斯诺的笔记本越来越厚，但一个核心的缺失感也越来越强：

        他看到了危机下的痛苦，听到了抱怨和隐约的向往，却始终未能直接接触到这场可能改变法国乃至欧洲命运的革命运动的核心驱动力——法共的高层。

        斯诺尝试通过一些左翼文化人士旁敲侧击的打听消息，但得到的回应要么是谨慎的沉默，要么是泛泛而谈。

        终于，在又一次与一位同情左翼的大学讲师告别时，斯诺看似随意地问了一句：

        “教授，如果一个人，一个诚实的记录者，想真正了解现在巴黎……另一面的想法，他该去哪里寻找？或者，向谁提出请求？”

        讲师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快速说：“斯诺先生，如果你想……或许可以去圣安东尼区的工人俱乐部看看。

        那里是工会之家。但我不保证什么，也请你不要提起我的名字。”

        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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