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眉头紧锁,手里夹着熄灭的烟斗:
“哈里,我理解你的情绪,也看到危机。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我们的力量还太薄弱。一万两千名党员,散落在数百万失业和不安的工人中,就像把一把盐撒进泰晤士河。
1926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总罢工,结果呢?
工会官僚背叛了我们,国家机器毫不留情,我们最优秀的同志进了监狱,组织网络几年都没恢复元气!
现在发动全国性的罢工示威游行?这等于把我们的骨干力量再次送到警察的警棍和监狱大门前!”
“阿尔伯特同志说的风险确实存在,”
约翰·罗斯·坎贝尔推了推眼镜,
“但1926年和现在有三个根本不同。
第一,危机深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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