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眉头紧锁，手里夹着熄灭的烟斗：

        “哈里，我理解你的情绪，也看到危机。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我们的力量还太薄弱。一万两千名党员，散落在数百万失业和不安的工人中，就像把一把盐撒进泰晤士河。

        1926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总罢工，结果呢？

        工会官僚背叛了我们，国家机器毫不留情，我们最优秀的同志进了监狱，组织网络几年都没恢复元气！

        现在发动全国性的罢工示威游行？这等于把我们的骨干力量再次送到警察的警棍和监狱大门前！”

        “阿尔伯特同志说的风险确实存在，”

        约翰·罗斯·坎贝尔推了推眼镜，

        “但1926年和现在有三个根本不同。

        第一，危机深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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