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记得自己——在另一个时空的那个自己——还是个年轻学生时，在图书馆翻看苏联解体的报道时那种复杂的失落感。

        一个理想如何从诞生走向异化最后破灭掉的悲剧。

        “我不能让德国走上那条路。”

        韦格纳低语，

        “也不能让革命因为大国沙文主义而变质。”

        但这需要微妙的平衡。

        德国需要苏联——作为战略纵深，作为资源来源，作为分担西方压力的盟友。

        苏联也需要德国——作为技术来源，作为对抗西方的前沿，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证明。

        问题在于：

        这种需要能否转化成健康的合作，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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