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下午三时。

        阿姆斯特丹，东区。

        一栋建于上世纪末的老建筑里面，几十个人坐在一起商量着什么。

        他们中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年轻的党员，也有头发花白的老同志。

        阿尔伯特·费恩坐在主位上，十四年前，他和特鲁尔斯特拉一起流亡德国，在柏林的工厂里当过工人，在夜校里面教过书，在街头和工人们聊天。

        他见过德国从一个战败国变成强国，见过工人从奴隶变成主人。

        现在，他坐在阿姆斯特丹这间破旧的仓库里，面前是一群和他一样渴望改变的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

        费恩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同志们，这是柏林的消息。共产国际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不是渐进的时候了。欧洲的局势已经变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走。我们也不能掉队。”

        旁边的范德林登，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阿姆斯特丹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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