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地看见社会主义的红旗下面,藏着多少平庸和虚伪;清醒地看见那些欢呼雀跃的人群,不过是被口号驯服的羊群。
当然,这些想法他从不写出来。
他只写风景,写爱情,写那些永远不会得罪人的故事,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三天前,作协的通知到了:下乡实践,为期一个月。地点自选,但必须去,必须住满,必须参加劳动。
作协主席亲自找他谈话,说这是韦格纳主席的倡议,知识分子要“接地气”,要“和工农兵结合”。
韦斯特曼微笑着点头,说“好,我去”。心里想的是:去就去,一个月而已。忍忍就过去了。
火车坐了一天一夜。
韦斯特曼在车上写了一篇日记:
“离开柏林,就像离开一个活人的身体。窗外的田野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韦斯特曼站在村口,等着那个据说会来接他的村书记。
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车上跳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脚上沾着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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