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柏林东区韦格纳儿子的幼儿园那间向阳的教师办公室里，窗台上几盆天竺葵开得正艳。

        克劳泽女士——也就是弗雷迪口中的“克劳泽老师”——正端着一杯微凉的花茶，和对面另一位年轻些的教师莉丝贝特闲聊。

        午后的阳光照进来，给办公室镀上一层慵懒的金色，但克劳泽女士的心情却不像天气这般明媚，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情绪。

        克劳泽女士约莫三十多岁岁，衣着得体甚至略显考究，呢子裙一丝不苟，头发烫成时髦的波浪，说话时总是微微扬着下巴。

        她出身于一个旧职员家庭，父亲曾是某小事务所的文书，母亲则一直以维持“体面”生活为己任。

        革命后，她凭借原有的文化基础，经过短期培训成为幼儿教师。

        对她而言，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为人民服务”，更是一份维持她所珍视的“体面”和“秩序”的职位，也是她观察和融入“新社会”的窗口——当然，是带着她自身固有尺度的窗口。

        “莉丝贝特，你说说看，”

        克劳泽抿了口茶，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惯常的点评腔调，

        “咱们这班孩子，真是越来越难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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