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种对“身份”、“血统”，哪怕是革命功劳换来的新“身份”不自觉的看重，是那种源于旧时代的、将人分三六九等的思维惯性。

        这种惯性，在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在物质条件改善、新社会阶层开始形成的环境下，很容易改头换面，以“尊重贡献”、“照顾功臣之后”等看似合理甚至温情的形式还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独立性和惯性。”

        韦格纳喃喃自语，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我们摧毁了容克地主的庄园，没收了教会的田产，但容克精神中的等级观念、教会潜移默化灌输的顺从与宿命论，真的就从德意志民族的集体潜意识里消失了吗？远远没有。”

        韦格纳想起了那些偶尔听闻的议论：

        某个老同志抱怨子女不能享受一点“便利”；

        某个地区在分配住房或福利时，对“有贡献的家庭”是否应该适度倾斜的争论；

        甚至党内某些理论文章里，对“专家”、“能人”近乎无条件的推崇背后，是否也隐藏着对“精英”与“大众”的新分野？

        “这次教育系统的整风，抓特权苗头，反官僚主义，很好，很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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