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它可能时，”韦格纳转过身，目光如炬，“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毕苏斯基不是艾伯特。

        他看清了局势：苏联红军在东方，人民革命在西方，波兰内部经济崩溃，民族主义这剂麻药已经失效。

        他选择谈判，不是因为他爱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爱波兰——爱一个活着的波兰，而不是在战火中化为废墟的波兰。

        这是现实主义，我们可以利用的现实主义。”

        台尔曼走到桌前，

        “可是主席，这种‘现实主义’会稀释革命的纯度！

        波共现在要和地主资本家分享权力，要向教会妥协，甚至要保留旧军队的骨架！这会传递什么信号？

        会让全世界的革命者以为，阶级斗争可以调和，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投票实现的吗？”

        韦格纳笑了，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此刻坐在毕苏斯基的位置上，面对德军和苏军的夹击，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台尔曼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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