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一个毕苏斯基独裁了十八年的反动堡垒，军队里有我们同志的鲜血。

        现在苏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德国装甲师就在边境待命。只要您一句话，二十四小时，华沙的天空就会飘起红旗。可是——”

        他吸了口气，语速加快：

        “可是我们却在谈判，在妥协，让波共进入‘联合政府’，让毕苏斯基安享晚年，甚至保留那些旧军官的职位。同志们问：革命的原则在哪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为什么要戴上妥协的手套？”

        韦格纳静静听着，小口喝着茶。等台尔曼说完，他才问：

        “那同志们应该记得，”韦格纳放下茶杯，声音很轻，“1919年1月，当我们冲进总理府时，走廊里躺着的那些年轻战士们的尸体。我们清理完尸体，统计出确切数字：873名同志，死在了革命胜利的前夜。”

        台尔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台尔曼同志，你和我都看过那份名单。”

        韦格纳站起来，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如果当时有选择——我是说，如果艾伯特政府愿意谈判，愿意和平交权，哪怕只是部分交权，我们会不会选择另一条路？少死三百人，五百人？”

        “但那不可能！”台尔曼也站了起来，“资产阶级政府不会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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