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吃紧，后方开会，可笑至极。

        “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扶苏忍不住问道。

        “要做的事那可太多了，多到数都数不过来，陛下发现了没有，陛下不支持臣下，臣下什么事都做不成，士大夫们形成派系，这就又是党争。”

        “大臣要做事，必须要统一‘事权’，统一了‘事权’，反过来又等于可以威胁皇权。”

        “呵呵，如今这样子，全是权宜之计，当下，陛下还可以信任我，用我，百年之后，下一位陛下面对这满朝文武，又该信任谁，怎么信用谁呢？”

        宋神宗力挺王荆公，熙宁变法，确确实实是有些问题的，王安石的‘新学’，也确确实实存在不少漏洞，有太过功利的问题，许多学说上也无法自圆其说。

        但是呢，王荆公变法，上下掣肘，王安石虽然有宋神宗力挺，但是事权没有完全统一，王安石为了统一事权做事，贬斥一些反对新政的，于是又酿成了新旧党争！

        王安石为什么做事急功近利？试想，他只是个臣子，宰相做十年，已经很长了，大多数宰相只有1~3年，宋神宗虽然力挺他，但是宋神宗也迫切的需要看到结果。

        朝野压力，陛下压力，哪个人在这样的注视下做事，能不‘急功近利’？

        种种促成之下，王安石新政走歪，最后乃至失败，不是应该的吗？

        从客观来讲，王安石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变法，虽新政之中有稍许漏洞之处，为政有急功近利，最终导致善政变恶战，改革变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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