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还在吃药吗？”林微言终于抬起头，眼眶红得像被胭脂染过，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不知道。”顾晓曼诚实地说，“他不跟我说这些。但我知道他从去年开始重新养了一只猫。黑白的。他说猫比人好，猫不会问他为什么不高兴。”

        林微言用手背胡乱擦了一把脸，把桌上散落的病历、缴费单、律师函、便签纸一张一张地收进档案袋里。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收拢一个人的骨头。

        “他现在在哪？”她问。

        “应该在律所。他最近接了一个案子，天天加班。”

        林微言站起来，把档案袋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很轻很重的东西。她看着顾晓曼，眼睛还肿着，但目光已经不再迷茫了。那是一种下定了某种决心的眼神——顾晓曼见过这种眼神，五年前沈砚舟跟她说“帮我把这些收好”的时候，也是这个眼神。

        “谢谢你告诉我。”林微言说，“谢谢你帮他保管这些。”

        “你要去找他吗？”

        林微言没有回答。她把档案袋抱得更紧了一些，转身推开咖啡店的门。门上的风铃发出一串清脆的响，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巾飞起来，在空中转了两圈，轻轻落在顾晓曼的脚边。

        顾晓曼弯腰捡起纸巾，看着林微言的背影穿过马路，消失在街角。她低下头，纸巾上洇着一团墨蓝色的痕迹，是那张便签纸上最后一滴泪。

        她掏出手机，给沈砚舟发了一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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