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怡低着头，沉默了很久。久到苏砚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苏总，”她说，“你知道我家里的事吗？”

        苏砚没有说话。

        “我爸在我十二岁那年下岗了。他在工厂干了二十年，说不要就不要了。下岗之后他找了很多工作，保安、搬运工、清洁工，什么都干过。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大部分开销都是他扛着。他从来不跟我们说苦，但我看到过——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坐在阳台上抽烟，抽了一整包，天亮的时候，烟灰缸里全是烟头。”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后来他得了肺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医生说化疗要三十万，我们拿不出来。我那时候刚毕业，工资一个月五千块，房租就要两千。我到处借钱，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只凑了八万。”

        她深吸了一口气。

        “我爸是去年三月走的。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嘉怡，爸爸对不起你，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

        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让它流着。

        “苏总，我去年十月在医院的体检报告上，看到了和他一样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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