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概率，在五年之内得和他一样的病。”孙嘉怡的声音依然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做一份工作汇报，“治疗费用，一百万起步。我没有一百万。我的存款只有二十万，加上公积金和保险，最多能撑到五十万。剩下的一半，我不知道从哪里来。”

        她看着苏砚。

        “三个月前，有人找到我。他说，只要我帮他做一件事，他就给我三百万。三百万。够我看病，够我还债，够我在万一出事的时候，给我妈留一点养老的钱。”

        “所以你选了。”

        “所以我选了。”孙嘉怡低下头，“苏总，我知道这是错的。我知道你信任我，提拔我，把我从一个小助理变成总监。但我——”

        她没有说下去。

        苏砚沉默了很久。

        她想起四年前第一次见到孙嘉怡的情景。那是在一个产品评审会上，孙嘉怡还是一个刚转正的小助理，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笔记本摊开，密密麻麻地记着会议纪要。会后所有人都在讨论方案，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把会议室里的白板擦干净了。

        苏砚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孙嘉怡。苏砚说你的笔记记得很好，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孙嘉怡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这是她唯一会做的事。

        那个笑容，和今天这张流泪的脸，在苏砚的脑海里重叠在一起，又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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