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雨水顺着落地窗的玻璃往下淌，把窗外的江景割裂成无数碎片。

        “技术是你的，法律是他的。战场不同，武器不同。但他用法律杀你爸一次，我用法律替你爸讨回来。下周一赵知行案子的庭前会议，我想让你列席。”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份盖了章的列席申请书递过去，“你不用发言，只需要坐在旁听席上。让他看见你。”

        “让他知道苏长河的女儿还活着。让他知道当年被他踩在脚下的苏家还有人站在法庭里。”苏砚接过那份申请书，低头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打印的宋体字，方方正正，不卑不亢。她把申请书放回桌上，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知道我爸破产之后做过多少种工作吗？搬运工、洗碗工、医院护工。有一年冬天他在建筑工地值夜班，半夜给我妈打电话，说工棚里漏风冷得睡不着，但上个月的工资结了可以给我交下学期的学费了。第二天他在电话里笑着跟我说——‘砚砚，爸爸很快就能东山再起。’后来他病了，笑不动了。再后来他连电话都拿不住了。”

        窗外的雨忽然大了起来。雨点砸在玻璃上噼啪作响，江面上的灯塔彻底被雨幕吞没，整个城市都笼在一片灰蒙蒙的水汽里。

        苏砚把那张判决书拿过来翻到最后一页——资产清单、债务清算、个人责任认定，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条目，每一条都在说同一件事：苏长河，破产，一无所有。然后她翻到判决书背面靠近装订线的地方，那里有一行极细的铅笔字，颜色已经淡得几乎看不清，但字迹的笔锋仍然透着苏长河一贯的力道——“但我还有砚砚。”

        “我在。”苏砚把那行字连同整张判决书轻轻放回桌上，声音很轻，“爸，我在这里。”

        陆时衍从办公桌后走过来，在她面前站了片刻，然后弯下腰把她手里那张已经捏皱了的判决书边缘一点一点展平，指腹擦过那行铅笔字时放得极轻，像是在碰一道还没愈合的旧伤。

        “我们跟赵知行的这一仗，”他说，“不是钱的事。”

        苏砚抬起眼睛。她眼眶微红但没有眼泪，目光像一块被淬过火的钢，又硬又亮。“对。是债。”

        两个月的时间，庭前准备。

        陆时衍把赵知行案当成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案子来办。不是因为它复杂——论复杂性，千亿AI专利案甩它几条街。而是因为它重。他带着团队翻遍了赵知行二十年代理过的所有案件卷宗，从最高法院数据库查到区级法院档案室，从电子文档查到纸质原件。查出来的东西比预想的更多——除了苏长河的案子，赵知行至少还参与过四起类似的恶意破产案。手法如出一辙：找一家快破产但拥有核心技术的小公司，代表大资本收购方，用虚假评估报告压低资产价值，走司法程序完成合法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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