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说话，但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紧绷了很久的肌肉忽然松开了一点点。

        “她回复你了吗？”苏砚问。

        “没有。但她打开了邮件。”陆时衍把手机翻到邮件追踪界面，上面显示邮件已于凌晨三点五十二分被，设备的IP地址经过了三次境外跳转，最终的物理位置无法确定。“她用这种方式自保，说明她还在害怕什么。”

        “或者害怕谁。”苏砚说。

        两人对视了一眼，没有说出那个共同想到的名字。

        苏砚打开牛皮纸文件袋，从里面抽出厚厚一叠材料，在会议桌上一字排开。陆时衍扫了一眼，瞳孔微微收缩——这些材料的整理方式和证据链的标注格式，和他自己的案头习惯如出一辙。

        “你学得挺快。”他说。

        “你教的。”苏砚头也不抬，“第一次庭审之后，我把你在法庭上用的所有质证逻辑拆了一遍，写了份分析报告。想不想看？”

        “改天。”

        苏砚把材料分成三摞。第一摞是苏建民公司破产案的原始文件，包括当年的资产负债表、债权人清单、法院裁定书，每份文件的边角都泛着深浅不一的黄。第二摞是沈如松伪造的那份法律意见书复印件，签名处的墨迹被人用铅笔圈了出来，旁边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迹分析的注释。第三摞最薄，只有三页纸，但陆时衍一眼就认出了那三页纸的来源——资本总部的内部交易记录，纸张右下角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凹版印刷标记。

        “薛紫英拿到的。”苏砚说，语气很淡，“她寄给我原件，我留了电子版，原件今天带过来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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