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赢了。开发商赔了他三万块。三万块，三年。算下来一个月八百块，还不够请律师的钱。他从法院出来，站在门口，对着那块牌匾鞠了一躬。我导师讲完这个案例，在讲台上站了很久。然后他说，同学们，这就是法律的意义。”

        陆时衍的手指慢慢收紧，指节泛白。

        “我那时候十八岁，坐在阶梯教室第三排，听得热血沸腾。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考进了法学院。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站在法庭上，替那些请不起律师的人说话，替那些背不出法条的人说话，替那些站在法院门口对着牌匾鞠躬的人说话。”

        “后来我知道了真相。那个农民的故事，是他编的。没有那个案子，没有那个农民，没有那三万块。他只是需要一个能让十八岁的学生热血沸腾的故事。他讲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讲了几十年，讲了几百遍，讲到他自己可能都信了。”

        他松开了手。

        “我怕的是，他讲的那个故事，其实是真的。不是事实上的真，是别的地方的真。是在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真的有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农民，站在法庭上背法条，然后赢了。我怕的是，我再也找不到那个角落了。”

        苏砚看着他。

        他的侧脸在落地窗的逆光里，轮廓很分明。额头，鼻梁，嘴唇，下巴，线条硬朗，像刀削出来的。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和线条不搭。不是软弱，是一种藏得很深的疲惫。像是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路标都倒了，地图也湿了，但他还在走。不是因为他知道方向，是因为停下来比走更难。

        苏砚伸出手。

        她的手指触到他的手背。很轻，像是怕碰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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