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苏砚自己回答了，“小学六年级。那天放学回家，家门口围了很多人。有搬家具的，有贴封条的，有拿着摄像机拍的。我妈站在客厅中间，什么都没拿，就抱着一个相册。我爸坐在门口台阶上，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我走过去问他，爸，我们家怎么了。他没说话。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没说话。然后他把那根没点的烟扔在地上，站起来，走进去，对着那些搬家具的人说——”

        她停了一下。

        “他说，轻一点，别碰着我女儿的钢琴。”

        落地窗外的城市还在闪烁。那些灯光不知道照在多少人身上，不知道温暖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冷落了多少人。

        “后来呢？”陆时衍问。

        “后来钢琴还是被搬走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一间出租屋，四十平米，三个人住。我爸妈睡卧室，我睡客厅。客厅的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什么都看不见。我妈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给我做早饭，我爸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什么也不说，就坐在那张折叠桌旁边看我写作业。”

        “他一直看到我写完，然后把我的作业本拿过去，从头到尾翻一遍。他看不懂，但他每一页都翻。翻完了，说一句‘字写得不错’，然后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五点，我妈又起来做早饭。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

        陆时衍把手里的茶杯放下。

        凉茶在杯壁上留下了一圈褐色的水渍。他看着那圈水渍，想起了自己的导师。那个在他法学院第一堂课上对他们说“法律是穷人的武器”的老人。那个在他毕业典礼上拍着他肩膀说“别给法大人丢脸”的长辈。那个十年前在苏砚父亲公司的破产案中，亲手销毁了关键证据的凶手。

        “我爸后来开了一家小超市。”苏砚的声音还在继续，“在城北一个老小区门口，卖烟酒饮料零食。生意不好不坏，够过日子。他每天早上去进货，晚上盘账，周末也不休息。有一年春节，我大学放寒假回家，去超市帮他看店。来了一个老头，买了两瓶二锅头，付钱的时候盯着我爸看了半天，忽然说——”

        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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