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堆在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

        此刻，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神里，那团棉花被一把火烧干净了。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他收回目光，声音在法庭的穹顶下荡开，“我提交的证据，是一份录音文件。录制时间：十年前。录制地点：苏正源先生——也就是本案被告苏砚女士已故父亲的办公室。”

        苏砚猛地攥紧了座椅扶手。

        父亲的办公室。

        十年前，父亲破产前最后待过的那间办公室。她记得那间办公室的样子——红木书柜，墨绿色的台灯，桌上永远摆着一杯泡了第三遍的浓茶。父亲说过，那间办公室是他白手起家的起点，也会是他养老的终点。后来那间办公室被贴上封条，书柜被搬空，台灯被扔在走廊的角落里。那年她十四岁。

        “这份录音文件，记录了十年前一起恶意做空的策划过程。”陆时衍拆开档案袋的封线，动作不疾不徐，像是在拆一封等了很久的信，“对话人共有三位。第一位，是原告——也是我的导师——徐士安。第二位，是当年恒通资本的董事长，薛永年。第三位，是当时负责苏正源公司破产清算的法院指定管理人。”

        声音落地，旁听席上的嗡嗡声瞬间炸开。

        薛永年。薛紫英的父亲。

        苏砚的目光猛地转向旁听席最后一排——薛紫英坐在角落里，穿着一件低调的灰色外套，头发简单扎成马尾，脸上没有化妆。听到自己父亲名字的那一刻，她的肩膀抖了一下，但很快坐直了，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陆时衍手中的档案袋。苏砚知道，那份录音文件里有一部分，是薛紫英上周潜入父亲旧宅、在书房暗格里找到的。她用了三天时间修复受损数据，把修复完成的U盘塞进苏砚公司门缝，附了一张便签条。

        便签条上只写了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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