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这辈子见过很多证据。
血迹、指纹、账本、录音、被撕碎又粘起来的合同、被格式化又恢复的硬盘。他在法庭上拿着这些东西,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把对手逼到墙角,逼到退无可退,逼到不得不认罪。他以为自己什么证据都能冷静对待。
但他拎着一双断了跟的高跟鞋站在急诊室门外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种证据他处理不了。
就是这双鞋。
左脚的鞋跟断了一半,断口参差不齐,不是被利器割断的,是侧向受力过大硬生生折的。他回想了一下——苏砚扑向他的时候,身体是斜的,重心偏移,全身的重量加上扑出去的加速度全都压在了左脚上。八厘米的细跟承受不住那股力道,折了。断掉的那一截还留在法院庭审区第七排座位的过道上,法警清理现场的时候应该会把它扫进垃圾桶。
右脚的鞋是完整的,但鞋面上全是灰,鞋尖磨掉了一块皮。鞋底沾着大理石地板上不知谁洒的咖啡渍,已经干了,变成一块褐色的斑点。
陆时衍坐在急诊室走廊的塑料排椅上,把两只鞋并排放在旁边的空座上。鞋跟断掉的那只歪倒了,他又把它扶正,扶了好几次,一松手又歪。
他觉得这个画面很荒谬。
一个穿了十年定制西装、袖扣都按颜色分门别类的男人,凌晨一点坐在医院走廊里,反复跟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较劲。走廊的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医用酒精的混合气味,头顶的灯管不时发出细微的电流声。
“你应该去清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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