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从护士站出来，递给他一包酒精棉片。护士大概四十来岁，脸上没什么特别的关切，有的只是一种标准职业素养下的点到为止。

        陆时衍接过棉片，低头看了看自己西装的袖口。血已经干了，变成深褐色，边缘结了一层薄薄的痂，抠一下能整块剥下来。他没去擦，反而问了护士一个问题。

        “她怎么样？”

        “肩胛骨下方软组织贯通伤，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缝了十二针。失血量不算大，生命体征平稳。麻药过了会疼，别的没什么。”

        “会留疤吗？”

        护士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很清楚——你是她什么人？

        “律师。”陆时衍说。

        护士的表情从“懂了”变成了“不太信”，但职业素养让她没有追问。查房记录上写的是“代理人”，也确实没什么毛病。她转身走了，橡胶鞋底在走廊地板上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陆时衍继续坐在排椅上，继续看着那双鞋。

        他不是没见过苏砚穿高跟鞋。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每一次庭审她都穿高跟鞋——八厘米的细跟，鞋面和鞋底之间只有一根比筷子还细的金属钉撑着。鞋底走在大理石地板上，每一步都踩得极稳，从走廊尽头走到法庭门口，节奏像节拍器一样均匀。他不止一次想，这个女人走路的时候重心在哪？怎么从来不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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