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然声像炸了锅。原告席上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倒去，砸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手指指向陆时衍，嗓子里挤出来的声音又尖又破：“污蔑！这是污蔑！法官，我要求——”

        “坐下。”法官敲了一下法槌。

        “可是他——”

        “我说坐下。”

        中年男人慢慢坐下去，脸上的红色褪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不是害怕的灰，是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剥光了衣服之后，剩下的那种灰。

        陆时衍没有看他。他把文件递给法警，然后转过来，看向辩护席对面那个一直沉默的人——他的导师。

        导师姓钟，叫钟鹤年。在法律界，这个名字是一块碑。四十年的执业生涯，打了三百多场官司，只输了七场。他写的法律评论被写进教材，他带的弟子遍布全国各级法院。陆时衍是他的关门弟子，也是他亲口说过“最像我的那个”。

        此刻，钟鹤年坐在原告律师席上，双手交叠搁在桌上，一动不动。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死水。陆时衍举着文件站出来的时候，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连眼角的皱纹都没有多一根。

        “老师。”陆时衍叫了一声。

        法庭里又安静了。这一声“老师”叫得很轻，不像是在法庭上，像是很多年前在法学院的走廊里，他抱着厚厚的案卷跟在这个人身后，一边走一边追问“老师，这个判例为什么这样解释”的时候，第一声脱口而出的那个称呼。

        钟鹤年没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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