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清单，是您亲手签的字。十年前，您作为苏氏集团的破产管理人，本应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您把苏氏的核心专利低价转让给了原告方，然后销毁了所有能证明这笔交易违法的文件。苏氏集团倒了，苏砚的父亲跳了楼。”他停了一拍，“这些，是不是您做的？”

        法庭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没有人咳嗽，没有人翻纸，连书记员打字的手指都停在了键盘上。

        钟鹤年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这个动作很慢，慢到让人觉得他是在用这十几秒钟的时间，把自己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他把眼镜戴回去，抬起头，看着陆时衍。

        “是我做的。”

        这四个字落地的声音很轻，但整个法庭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震了一下。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原告席上那个中年男人用手捂住了脸。

        “但你漏了一件事。”钟鹤年的声音还是那么平稳，像是在课堂上回答弟子的提问，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纠正意味，“销毁证据的主意，不是我出的。是你的父亲。”

        陆时衍的手指在文件上收紧了一下。只是一下。

        “当年你父亲跟我合伙开律所。苏氏的案子，是他拉来的。他说这个案子做好了，律所就能在金融圈站稳脚跟。后来他发现苏氏的技术专利值太多钱——多到我们这辈子都挣不到。他跟我说，老钟，这件事你别管，我来处理。然后他拿了钱，我烧了文件。就这么简单。”

        钟鹤年说“就这么简单”的时候，嘴角甚至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那种表情不是一个罪犯在认罪，更像是一个老人在回忆一段已经泛黄的往事，那些肮脏的、痛苦的、见不得光的细节，在他嘴里全都变成了档案室里落满灰尘的故纸堆，翻开的时候呛人，但不翻也无所谓。

        “你父亲去世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会不会被人翻出来。想了十年。今天你把它翻出来了，也好。”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动作很轻，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时衍，你比你父亲有种。他当年拿了钱，后半辈子都不敢正眼看我。你今天当着几百号人的面，连老师都敢揭。”

        他走到陆时衍面前，停下。两个人隔着一张辩护桌的距离，近到能看清彼此眼里的血丝。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