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天。顺利的话，大后天晚上能回来。”林默涵抬起头，看着她，“你一个人在家，门窗锁好。如果……如果有人来问，就说我回晋江老家了，家里老人病重。”

        陈明月点点头，端起碗喝粥。她的吃相很文静，小口小口的，几乎不发出声音。林默涵看着她，突然想起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那是在香港，九龙的一家茶餐厅。组织的人介绍说：“这是陈明月同志，以后就是你的‘妻子’了。”他当时愣了一下，因为眼前的姑娘太年轻，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穿着蓝布旗袍，头发剪到耳根，眼睛里却有股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静。

        “你好，沈先生。”她伸出手，手指细长，掌心有薄薄的茧。

        后来他才知道，那茧子是握枪握出来的。陈明月的父亲是进步教师，四九年被国民党枪决，她跟着哥哥逃到香港，加入了地下组织。哥哥去年在运送药品时被捕，死在狱中，她是组织里剩下的唯一一个“有经验”的女同志。

        “做夫妻，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当时问。

        “细节。”她说，“吃饭的口味，睡觉的姿势，说话的语气，吵架的方式。特务会盯着这些看。”

        于是他们花了半个月时间“排练”。她记住他喝茶喜欢放三片茶叶，他记住她梳头时习惯从左边开始。她学会模仿他写字的笔迹，他学会辨认她不同情绪时的呼吸频率。就连此刻喝粥的样子，都是设计过的——她不吃葱，所以他碗里从来不撒葱花；她怕烫，所以粥总要放凉些再吃。

        “对了，”陈明月放下碗，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苏姐今天托人送来的。”

        林默涵接过纸条。纸是咖啡馆的便签，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字，字迹娟秀：“新到蓝山，豆子尚可，盼君品鉴。另，近日有客常来，专点雨前龙井，言及故乡茶事，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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