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得很慢，很清晰，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敲进林默涵的耳中。

        窗外的汽笛又响了一声，这次更近了，像是货轮正在靠港。楼下传来伙计的吆喝声，搬运工沉重的脚步声，还有手推车轱辘碾过石板路的声响。这间贸易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蔗糖的甜腻气味，账本上的数字，往来的客商，白日的喧嚣，夜晚的寂静——所有这些，构成了“沈墨”这个人存在的全部证据。

        但在这些证据之下，是另一条暗流。悄无声息，却汹涌湍急。

        “老张要多少？”林默涵问。

        “五百。”陈明月说，“美金。一次付清。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做完这一单，他就带着家人离开台湾，去香港，或者南洋。”

        五百美金。林默涵在心里计算着。贸易行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大概有两千美金，但那是维持正常运转的钱，不能动。香港那边有一笔货款还没到，大概三百。他自己手头还有一些，是组织上次拨的活动经费，剩下一百多。加起来，勉强够。

        “钱不是问题。”他说，“问题是，老张靠得住吗？”

        陈明月没有立刻回答。她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茶水应该已经有些凉了，但她喝得很慢，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斟酌措辞。

        “他母亲病得很重。”她最终说，声音很轻，“肺痨，需要一种进口药，很贵。他两个妹妹还在上学，父亲早逝。家里就靠他一个人。这几个月，他从我们这里拿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医药费和学费上，自己过得很清苦。我去过他住的地方，在盐埕埔的眷村里，一间不到十坪的小屋，家徒四壁。”

        林默涵听着，没有说话。

        “他第一次递情报的时候，”陈明月继续说，目光落在茶杯里漂浮的茶叶上，“手抖得厉害，签字的时候，笔尖把纸都戳破了。后来每次接头，他都要反复确认，那些情报会不会‘害死人’。我告诉他，我们只要军事部署，不针对个人。他才稍微安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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