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渐渐适应了。他看清了屋里两个人。

        靠窗的是个女人，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她穿着一件靛蓝色的对襟褂子，袖口磨得发白。脸上皱纹不多，但眼角的纹路很深，像是被什么东西一刀一刀刻进去的。她的眼睛很特别——不是颜色特别，是眼神特别。那种眼神巴刀鱼见过，在菜市场卖了他三十年菜的老太太眼里见过。是一种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奇怪的眼神。

        靠墙的是个姑娘，二十出头，圆脸，皮肤很白，白得不像是在这种老酱园里待着的人。她穿着一件肥大的卫衣，帽子戴在头上，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下半张脸。她怀里抱着一只坛子，坛子不大，刚好被她双臂环住。坛口封着红布，布上系着一根麻绳。

        “巴刀鱼。”靠窗的女人叫他的名字。不是疑问，是确认。像是叫一个她认识了很久的人。

        “是我。”

        “我叫娃娃鱼。”她说。

        巴刀鱼愣了一下。昨天电话里的声音，他记得清清楚楚，是年轻的，带着一种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沉。眼前这个女人五十岁了，声音却和电话里一模一样。

        “电话里那个不是你。”他说。

        “是我。”女人说，“也是她。”

        她朝靠墙的姑娘努了努嘴。姑娘抬起手，把帽檐往上推了推，露出一张完整的脸。她的眼睛很大，瞳仁是浅褐色的，在暗处微微发亮。她看了巴刀鱼一眼，又把帽檐拉下去了。

        “电话是她打的。”女人说，“声音是我的。她借我的声音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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