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仁没有回答。他知道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买家峻也不是在问。
“最难做的,是给那些背着包袱的人——松包袱。”买家峻转过身,靠在窗台上,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墙上,像一座倾斜的塔,“有些人背的是犯过错的包袱,有些人背的是没犯过错但被人当作犯了错的包袱,还有些人,背的是别人的包袱。郑远桥背的,就是第三种。”
他走回桌前,重新拿起那份档案,翻到了最后一页。档案的最后一页上,按惯例贴着一张纸,纸上写的是“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郑达胥的名字端端正正地写在第一栏,旁边用钢笔标注了一行小字:“原沪杭新城管委会书记、主任,2018年退休。”这行字写得非常工整,一笔一划,甚至可以说过于工整了,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每一个翻开档案的人——我跟他的关系,就是这行字。不多不少,不藏不掖。
买家峻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房间里只有空调的低频嗡鸣声。韦伯仁坐在对面,一言不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烟盒的边角。
“通知他来报到。”买家峻终于开口了,“然后,安排一下,我想单独见见他。”
韦伯仁站起来点了点头,走到门口又停住了,转过身看着买家峻,欲言又止。
“有话说。”
“买书记,常巡视员那边……”
“常巡视员是常巡视员,我是我。”买家峻重新端起凉茶喝了一口,眉头皱了一下,像是被那凉茶的苦味呛到了,“他推荐的,我用。但我用的人,得按我的规矩来。”
韦伯仁走后,买家峻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又把那份档案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他已经翻过了一遍,每一页都仔细看了,但总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
郑远桥在三个县挂职期间的考核表上,考核意见那一栏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人的指纹——独特、清晰、不可复制。有的写“该同志工作认真负责”,这是最简单的,也是适用范围最广的。有的写“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人在基层能干活。有的写“在重要任务中表现出色”,这句话最有意思,“重要任务”是什么,一个字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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