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记，我在这座城市待了二十年。我看着新城从一片农田变成今天的模样。这里的每一寸地，每一栋楼，都浸着我的血汗。我不是要给自己表功——我是想告诉你，有些事情，急不得。急了会出乱子。乱了，这座城市经不起。”

        买家峻站起来。他把那份复印件从茶几上拿起来，折好，放回公文包里。

        “秘书长，您刚才问我到沪杭新城多久了。九个半月。”他说，“九个半月里，我见过安置房的老百姓在下雨天拿脸盆接漏。有个老太太，七十二了，儿子在外地打工，她一个人带着孙子住在过渡房里，墙上长霉，孙子得了哮喘。她拉着我的手问——‘领导，我们什么时候能搬进新家？’”

        他顿了顿。

        “她问这句话的时候，安置房的桩基已经歪了两年了。”

        解宝华没有接话。他看着买家峻，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终于露出了真容——不是愤怒，不是慌张，是一种冷。那种冷，是一个人在权力中心待了太久，已经把一切是非对错都换算成本钱和筹码之后，剩下的一种本能的冷。

        “所以你今天来，是要给我下最后通牒？”

        “不。”买家峻摇头，“我是来给您一个机会。”

        解宝华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

        “什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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