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政却不能停滞。帝国庞大的机器每日都在产生无数需要决断的事务。边关的军报，地方的灾情，官员的任免，财政的收支，刑狱的裁决……以往，这些最终会汇聚到皇帝的案头，由他朱批定夺。如今，这个最高决策者倒下了。

        最初的几天，重要的政务被送到蓬莱殿，由内侍诵读，武则天在一旁听取，然后轻声与帐幔后的李治商议，再以皇帝的口吻下达旨意。但这个过程对李治而言痛苦而低效，往往说不了几句就疲惫不堪，头痛加剧。而一些不那么紧急但同样重要的事务，则堆积在了政事堂。

        很快，一个默契的、未经明言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安排形成了：皇后武则天，开始更深入、更直接地接手政务。

        首先，她以皇帝需要绝对静养为由，下令所有奏章文书，先送呈她过目。她会先进行批阅，提出处理意见，形成“批条”，然后再将最重要的、或她难以决断的，连同“批条”一起，送到李治榻前，用最简略的方式告知，获得皇帝含糊的点头或“嗯”、“可”之类的回应后，便以皇帝的名义下发执行。到后来，连这个形式也渐渐简化，许多事务，只要不是涉及皇位继承、对外征伐、三品以上高官任免等最核心的几项，她直接批红处理，事后才择要向李治“汇报”。

        其次，政事堂的宰相会议，她开始频繁“垂询”。最初是派宦官去听取会议概要，后来逐渐变成在偏殿设一纱帘，她坐在帘后，直接听取宰相们议政，并随时发问、指示。许敬宗、李义府等后党成员自然积极拥护，刘仁轨、上官仪等相对中立或对皇后理政心有疑虑的宰相，在皇帝病重、太子年幼的现实下，也无法公然反对皇后“暂摄”政务——毕竟，国事不能停摆。况且，武则天处理政务展现出的精明、果决和效率，也让他们暗暗心惊，不得不承认，这位皇后确有治国的才能。

        再次，她通过北门学士，牢牢掌握着诏敕的起草和信息的传递。北门学士的成员，如元万顷、刘祎之、范履冰等人，实际上成为她的私人秘书班子，许多重要的决策和人事意图，都通过他们起草的诏书得以体现。

        朝堂之上，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常态：皇帝陛下沉疴在身，需长期静养；皇后殿下贤明果决，代掌国政；太子殿下（李弘）虽已成年，参与一些政务学习，但显然还不足以独当一面；而宰相们则在皇后的主持下，维持着朝廷的运转。

        在这新的权力格局中，有一个人位置微妙而重要——梁国公、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枢密院事李瑾。

        他没有像许敬宗那样明显地依附于皇后，也未曾对皇后理政表示过公开的拥护或反对。他依旧每日前往枢密院署理公务，神策军的筹建、边镇防务的调整、军制改革的细化方案，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他也会按时前往蓬莱殿“探病”，隔着帘幔向皇帝简单汇报军政要务（虽然李治大多时候只是听着，偶尔含糊应一声），表现出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和尊崇。

        同时，对于皇后过问的军政事务，只要是符合制度、有利于国事的，他也都给予充分的配合和尊重。在政事堂会议上，当皇后垂询时，他发言严谨客观，就事论事，既不过分逢迎，也无刻意疏离。在神策军将领的任命、边镇轮防的调度等具体事务上，他严格执行枢密院制度——拟定人选或方案，呈报（名义上是给皇帝，实际上多由皇后代决）。当皇后提出不同意见时，只要不违背基本原则，他也能从善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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