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需要这份口供，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能将刺杀案、将朝中反对势力、甚至将东宫的嫌疑，都一并“厘清”、并给予“公正”处置的官方结论。这份丽竞门炮制出来的口供，完美地满足了她的需求。它将矛头从东宫身上移开（至少是表面上），集中到了以元稹为首的“逆党”身上，为清洗反对派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同时，它也“解释”了为何东宫会卷入其中——太子是被蒙蔽、被利用的。这既保全了李弘一条命（或许），也为她接下来的处置，留下了转圜余地。

        是的，处置。武则天疲惫地闭上眼。弘儿，她的长子。那个从小体弱多病，却聪慧仁孝的孩子；那个曾是她和李治的骄傲，被立为太子时朝野称庆的储君；那个在朝堂上温文尔雅，对父母恭顺，对弟弟们友爱，对臣下宽厚的青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母子之间渐行渐远，隔阂日深？是因为他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开始反对她的一些政令？是因为他身边聚集了那些顽固守旧的老臣，不断向他灌输“牝鸡司晨”、“女主乱政”的观念？还是因为……瑾儿的出现，那耀眼的光芒，那与她如出一辙的锐意进取，让她不自觉地倾注了更多的期望和心血，从而冷落、甚至忌惮了这个过于“仁弱”、过于“守成”的长子？

        刺杀案，东宫腰牌，东宫典签，左腿微跛的东宫小吏之父……这些线索，狄仁杰认为是疑点，是有人嫁祸。武则天内心深处，何尝没有同样的怀疑？她的弘儿，或许会因为政见不合与她争执，会因为反对新政而联合朝臣施压，但以她对儿子的了解，他绝不是那种能狠下心来，雇佣海外刺客，在闹市街头刺杀自己亲弟弟的人！他缺乏那种决绝的狠厉，也缺乏掌控如此复杂阴谋的能力和资源。

        但，政治不需要百分之百的真相，只需要足够的“嫌疑”和“动机”。李弘反对新政，是事实。李弘身边聚集了反对派核心，是事实。东宫相关物件和人员出现在案件线索中，是事实（无论是否被栽赃）。在女帝盛怒、需要彻底清除反对势力、为新政铺平道路的当下，在“人赃并获”、“铁证如山”（元稹的口供）的背景下，李弘的这些“事实”，就足以构成将他从太子之位上拉下来的理由。甚至，是必须拉下来的理由。

        一个反对新政、且与刺杀案有“牵连”（无论真假）的太子，如何能继续做帝国的储君？如何能在她百年之后，继承她为之奋斗、甚至不惜掀起腥风血雨也要推行下去的改革事业？如何能让那些刚刚被她用铁血手段震慑住的朝臣和地方势力，真心臣服？

        不能。所以，李弘，必须废。

        这不仅仅是为了给瑾儿腾位置，更是为了彻底斩断反对派最后的、也是名分上最正统的希望所在。废了李弘，就等于是宣布，反对新政，就是反对皇帝，反对帝国未来，绝无任何妥协余地。这是最彻底的政治表态，也是最残酷的权力宣示。

        武则天睁开眼，凤目中最后一丝犹疑和痛楚，被更深的冰冷和决绝所取代。她提起朱笔，在那份《废皇太子李弘为庶人诏》的草稿上，开始批阅、修改、定稿。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力透纸背。

        “朕闻储副者，国之根本，社稷所系。必择贤明，以奉宗庙。皇太子弘，地惟冢嫡，位居明两……” 诏书开头，依旧是冠冕堂皇的套话。

        “……然，” 笔锋一转，言辞渐厉，“性颇仁柔， 而失于明断。 昵近群小，不辨忠奸。朕屡加训诫，冀其悔悟，而弘恬恶不悛，溺于奸谀……**” 这里将李弘反对新政，归咎于他被“奸佞小人”（即元稹等反对派）蒙蔽诱惑，自身“仁柔不明”。

        “……更甚者，腊月初八逆党谋刺储君（指李瑾）案，” 诏书直接点出刺杀案，语气变得极为严厉，“经有司彻查，逆首元稹等，狼子野心，勾结内外，罪证确凿，已然伏法。而此等奸佞， 竟能交通宫禁，窥伺储君行止，其凭藉者，非弘之失察、失驭而何？ 东宫属吏，竟有为其所用者；东宫信物，竟现于逆党之手！虽查无弘直接指使之实据，然失察之咎，纵容之愆，何以推诿？ 此非仁柔，实乃昏聩！此非不明，实近庸懦！”

        “以一己之不明，致宵小得隙，几危社稷，几损朕之爱子！上无以承宗庙之重，下无以孚臣民之望。如此储君，何以君临天下，抚驭兆民？” 指控升级，从个人德行的“仁柔不明”，上升到几乎危害社稷、伤害兄弟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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