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得轻松，但王先生听出了话里的无奈。莫老憨去年秋天带头反抗黄老虎强占渔产，被打成重伤，家里积蓄花光了，还欠了不少债。如今虽然能下地走动，但再也不能干重活，一家人的生计都压在阿贝和她养母身上。

        “那……你这次去镇上，还是送绣品？”王先生换了个话题。

        “嗯。”阿贝拍拍竹篮，“绣坊的周掌柜说，沪上来了个大客户，喜欢江南的绣品，要得多，价钱也给得好。我赶了几个通宵，绣了十幅帕子，要是能卖出去，阿爹下个月的药钱就有了。”

        她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带着十五岁少女特有的、对生活的希望。王先生看着，心里更不是滋味，只说了句“路上小心”，便转身走了。

        阿贝重新划起船。小船沿着河道前行，两岸的景致从眼前滑过——洗衣的妇人，挑水的汉子，玩耍的孩童，还有那永远弥漫着烟火气的青瓦白墙。这是她生活了十五年的水乡，每一处都熟悉得像是自己掌心的纹路。

        可是最近，她开始觉得这水乡太小了。

        不是不喜欢，只是……不够。她绣的帕子，在镇上只能卖二十文钱一幅，可周掌柜说，同样的东西在沪上能卖到一百文，甚至更多。她听学堂里其他孩子说，沪上有高楼，有汽车，有电灯，有女子可以上学的学校，还有各种各样的机会。

        “阿贝，”养父卧病在床时曾拉着她的手说，“你跟我们不同。你聪明，手巧，心气也高。这水乡……困不住你。”

        阿贝当时只是笑：“阿爹说什么呢，这里是我的家。”

        但心里，那颗种子已经种下了。

        半个时辰后，船到了镇上的码头。阿贝熟练地把船系在木桩上，挎着竹篮跳上岸。码头上人来人往，挑夫扛着货物穿梭，小贩吆喝着叫卖，空气里混杂着鱼腥味、汗味和早点摊的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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